1927年4月，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，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，近十斤重，超过了正常标准，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，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，只能用产钳助产，但因用力过大，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，无法成活！ 1925 年 10 月，广州，邓颖超，当时刚满 21 岁，还是新婚不久的年轻人。 周恩来赶着东征去了汕头，她留在广州，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。 那会儿，她察觉自己怀孕了，可革命任务一层压一层，没时间为自己争取喘息。 怕耽误事，她硬着头皮去街上买了打胎的中成药，自己吃药流产，结果痛得在床上打滚，只好请了一周病假，后来靠懂中医的母亲杨振德调理，身子才慢慢恢复。 11 月，她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，等周恩来见到她，看出她脸色不好，听说这个事，直接发了火。 据邓颖超晚年回忆，这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恩来发过那么大的火。 他的意思是：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，这是形而上学；孩子不属于个人私产，而是属于国家和社会的，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扼杀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决不允许随便糟蹋，这么大的事也该事先和他商量，不该自作主张。 话很硬，但当时环境就是这样的氛围，个人的身体都属于革命，女人和男人一样，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。 两年后，1927 年 3 月 21 日，广州的春天还没暖，邓颖超第二次怀孕，这次进了保生医院待产。 肚子里的孩子将近 10 磅，眼看快 9 斤了。 那个年代，医疗条件有限，医生用产钳助产，三天三夜的阵痛，最后孩子出生时头部损伤。 说实话，那个时候的剖腹产还不是谁都能做，医院的器械和条件远不如现在。 身体刚刚缓点劲，半个月后赶去上海查身体，结果被医生下了判决：子宫严重损伤，未来怀孕的可能性非常低。 祸不单行，孩子刚没几天，四一二、四一五清党风暴在全中国爆发。 4 月 15 日广州开始大搜捕，邓颖超还在保生医院带病养伤，军警查得紧。 陈铁军装贵妇，翻墙出中大，冒险来到医院报信。 王德馨把邓颖超和母亲藏在医院后屋，德国院长跟王医生顶住军警搜查，硬是给她争取到转移的时间。 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她换上了护士服，母亲装成女佣，由韩日修和王德馨护送，一路走小路到沙面码头，坐电船从白鹅潭偷渡去了香港，然后又转到上海。 身体还没养好，伤口未愈，刚丧子就要亡命，人刚平安落脚，医生才查出身体几乎无法再怀孕。 很多人认识邓颖超，是那个 “温和、慈爱” 的邓妈妈，西花厅里、孩子们的依靠。 可很少人知道，她真有资格去做 “母亲”，却两次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孩子。 医生诊断过后，她一辈子没当成亲生母亲，但她没把遭遇变成伤痕，很快反而想着把没能陪伴的爱分给更多孩子。 正因为自己吃过亏，疼过、痛过、亏欠过，她才特别能照顾烈士子女、身边同志的后代。 许多孩子回忆，邓妈妈的怀抱比任何人都温暖。 这些事，无论是在她给赵炜、周秉德的只言片语里，还是西花厅众多后辈的记忆里，都成了不可触碰的隐秘角落。 革命年代的女性，哪有什么个人得失？疼痛、内疚、亏欠交织着，她用自己的方式，补偿每一次的心碎。 日子久了，变成别人眼里无条件为别人着想的 “邓妈妈”。 23 岁失独，日后未能再孕，却能用全部母性，照亮身边无数孩子成长的路。 革命不是神话，全是人血人肉逢生的现实。 那个时代的亏欠，是她无法弥补的痛；但她用余生，把痛转成温柔，把遗憾变成责任，成了许多人的依靠和怀念。 准确还原她，是让我们记住，一个真正的英雄，是在悄无声息的苦里活下来的普通人。 信源 周恩来邓颖超：“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” —— 2019 年 5 月 13 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