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如今还有人为张国焘南下辩解？说如果没有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，红军也很难在陕北立足

在谈到红军长征时，选择北上还是南下，留言区有人为张国焘辩护说： “如果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，北上根本无法立足”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却经不起分析，毫无疑问张国焘的南下政策失败已经成为事实，这一点不用争论。 中央红军去陕北政治上而言是占理的，打出“北上抗日”的旗帜，如果南下，离日占区远，与那些地方军阀有什么区别。 全民抗战后，连刘湘的川军都出川抗日，张国焘当时就算能立足，从政治立场上也说不过去。 而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后，一方面再次受到蒋介石的围剿，另一方面，这块土地也确实贫瘠，生存条件极差。 根据《长征》中描述： 1936年7月初，中央机关各部门和红军大学陆续到达保安。王平回忆：“这里地瘠人稀，极端贫困。 保安说是个县城，却只有百把人口，县政府是一个破窑洞，县衙内只有四五个人，除了县长，有一个收发兼秘书，一个伙夫，还有一两个干杂事的人。 站在保安高处四看，一望无际的高原上点缀着几座破庙和屈指可数的破窑洞，以及夏季仅有的星星点点的绿团，真是名副其实的穷窝窝。 红军大学来到了保安，首先清理废弃的破窑洞安排好宿舍和课堂。窑洞连门板都没有，门口挂个草帘子。这地方人贫狼恶，饿狼经常在夜间跑到村子里找食吃。 我们睡觉时人人枕头旁边都放一根棍子，门口搁个凳子和洋磁盆。狼进来碰倒磁盆，我们听见响声，就起来打狼。”可见日子是何等的艰苦。。 面对这种情况，伟人就是伟人，他也不是没“打通宁夏到苏联边境建立根据地”的想法。 更为重要的一点，开展统战工作，对国民党阵营中分析出：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。 一方面发起东征，筹集经费解决生存的问题！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，用毛泽东的话说是： “打了胜仗，唤起了民众，扩大了红军，筹集了财物。” 短时期内红军扩充8000余人，筹款50多万元（一说30多万）。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，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。有了钱，红军在陕北就能生存，军心也大大稳定。在陕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任务，初步实现了。 另一点，最开始东北军还是向中央红军发起了进攻的，假如红军战斗力差一点，估计也就被消灭了。 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撤入关内。当时东北军仍受国民党南京政府指挥，蒋介石推行 “攘外必先安内” 的政策，要求东北军等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 “围剿”。 劳山战役：1935年10月，红军在劳山设下埋伏，东北军110师在增援甘泉时陷入埋伏圈，激战六个多小时后，红军大获全胜，俘获东北军4000多人，东北军110师师长和参谋长在激战中被击毙。 榆林桥战斗：1935年10月底，红军在榆林桥歼灭东北军一个团外加一个营，并俘虏团长高福源。 直罗镇战役：1935年11月，东北军109师在直罗镇遭红军包围，红军将整个师一举歼灭，师长牛元峰见队伍战败当场自杀。这场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，毙伤敌约1000人，俘虏5300余人，缴获大量武器装备。 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“围剿”，对红军长征后在西北站稳脚跟、提升信心、扩大队伍和夯实根据地都有重要意义。 每次战斗结束后，都给俘虏宣扬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绩的政策，号如东北不要打内战，要一致对外，然后将俘虏放回东北军，让全体东北军都了解红军的政策。 东北军与红军的冲突逐渐转变为合作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，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：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：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呼吁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抗日。这一政策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红军与东北军的初步接触：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，开始与东北军建立联系。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通过信件等方式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，并释放了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，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。 高层会谈与合作协定：1936年，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与东北军的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，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。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（延安）举行会谈，达成了互不侵犯、互相帮助、共同抗日等问题上的初步协定。 西安事变的发生：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，扣留了蒋介石，要求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东北军与红军合作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红军与东北军的实质性合作：在西安事变前后，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，双方在前线的官兵经常一起联欢、看戏、互赠礼品，形成了“三位一体”的新局面。 期间张学良无论从武器还经济上给了红军极大的帮助，这样的关系不是张学良无条件施舍的，而是通过英勇战斗和不懈统战工作后，换来的结局。 所以，这位网友提出：如果没有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，红军在陕北则无法立足等等！只能说只是一个假设，而且这种假设并不成立，因为当时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”，针对的不仅仅是工农红军，还有全国各地的军阀。 面对日军入侵，蒋介石这个政